南方高校谋杀案

01 最初的死者

我已经死了。就在几分钟之前。也可能是几小时前，死后很难想象时间的流逝，正如我们活着的时候无法想象死后是什么样子。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，只知道结束和朋友们的聚会之后已经很晚，我赶在门禁之前回到宿舍，突然便眼前一黑，倒地不起。可能是我喝的那杯水里被下了毒，或者有人在窗外开枪，总之，我应当是被谋杀的。这不是自吹自擂，容我简单解释一下原因。

这所南方沿海的学校在全国排名不高，但以思想开放著称。我作为左派学生中知名的一员，颇有影响力的同时，也受到着许多敌视。我与那些从学生中发掘的左翼同志组成了一个秘密结社，名字还未定好，本来应该叫某某公社或者联合会的，可惜我再没机会决定了。我们经常在网上用自己发明的一套暗语谈论时事——每个讨论政治的人都需要暗语，而我们的这一套尤为出色，把总书记称为“大汗”，把中央政治局称为“议政王大臣会议”，这就是我们的想象力。“看来当前对抗霍乱的政策是大汗固执己见的结果”，多么有力而言简意赅。

偶尔我们中的小部分人会聚在一起，展开谨慎而严肃的讨论。我喜欢这种聚会，一方面着迷于那种仿佛革命前夜般的肃穆气氛，另一方面，潜在的危险也让我感到身上所负使命的崇高，就像在论文、考研和考证之外，我们的生活里还有什么真正值得去做的事。今天就是如此，我和同志们在食堂里吃饭，墙上的电视播报着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新闻，而我们热烈讨论西马、苏马理论与未来的革命，目的是对此前勉强达成一致的话题作出最后决断。我记得和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起了争执，他居然认为生产民主是没有意义的，可以依靠基层自发的认同做出决策，多么荒谬！我们吵了很久，最后再次勉强达成了一致。

关于我已经谈得太多了。我还保持着生前的习惯，动不动长篇大论。总而言之，因为我思想的犀利，许多人将我视为眼中钉。谁都可能想要杀我，那些自由派、站在建制派一边的老师和学生会、民族主义者、逆向民族主义者、被我们驱逐的无政府主义者，或者警察……无论如何，我相信我的死会带来一场巨大的风波，甚至，成为一场革命的开端。在我选择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天，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所以，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

02 一个普通人

听到学校里有人死了的消息之后，我的震惊大约持续了五分钟。我相信其他人惊讶的时间不会比我更长。如今学校里死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光是这个学期就有研究生在宿舍里跳楼，有人上游泳课时在泳池里溺死。听说这次是谋杀，但自杀和谋杀并没多大区别，某种程度上，杀人比自杀更容易，因为你对他人的生命全然陌生。能杀人，何苦自杀？一般我不会这么文绉绉地说话，这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，来自一本……叫什么什么动物园的书？他就喜欢看这种古怪的玩意。

首先是宿舍楼里的一阵骚动，但这骚动就像用潮湿木头点起的火，冒了一阵烟就熄灭了。有人打给110，警察很快到了，但在学校门口进不来：原来民警里有人之前去抓捕不做核酸的居民，结果自己也变成了黄码；隔离墙自动升起了高压电网，警察无计可施，毕竟全民抗疫已经写进宪法，破坏隔离就要丢掉公职，后代还不能考编，没人敢承担如此沉重的代价。救护车、大白、为大白提供后勤的志愿者、死者的家属、看管死者家属的外地警察，统统被拦在了外面。

这倒也可以理解。为了维持大学生不受病毒侵害，这几年立法决定全国所有大学校园彻底封锁，进入需要绿码和七天隔离，出来也需要正当理由，比如亲戚去世可以出校二十四小时，死的是父母可以出来四十八小时。一开始还有很多人抱怨，当然，措辞在合理范围内，骂骂学校和地方政府，很快也没了声音。我发现他们中很多人的IP在日本或美国，不禁感到境外势力真是越来越猖狂。学校里不也什么都有吗？熬一熬，没什么过不去。

总之，除了目击事发现场的少数人之外，几乎整所学校都对这件事一无所知。我又听说死的那个人是某个左派团体的成员，左派大概就是那种天天怀念苏联和毛主席年代的人吧？我了解不多，但觉得没多少意思。如今我们中国人应该多关注如何建设社会，而不是执着于左右之争，看来这起死亡事件也不过是他们争斗的一环。我晚上挤进那间宿舍门口的人群，看见了死人，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。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去图书馆占座，刷了两套考研英语、一套数学，好在进度还是按时完成了。饭后和朋友双排王者荣耀，输赢各半。女朋友发微信约我晚上吃饭，我决定什么也不对她说。

03 自由主义者

情况十分严峻。就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在宿舍天台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接下来可能的变故。显然，一个左派人士不可能正常死亡，只能是死于政治斗争。议长严肃询问了会议的每个成员，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情。我们选择相互信任，毕竟来到这里的人都经历过同学的举报、辅导员的约谈和更艰难的考验。现在学校已是一座孤岛，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求得安全。

很早我就意识到，当今的中国缺少呼吁自由民主的声音，左派沉浸在历史的神话中无法自拔，民族主义者狭隘偏执得可笑，一意孤行的当局更不能指望。所以我加入了这个打着历史研究名号的社团，我们私下称其为“议会”，那位被称为议长的人领导着我们。我们平日里阅读西方宪法学和历史著作，在匿名平台上交流进步和民主话题，我们之间的讨论永远是温和、充满共识的，因为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为了同样的理想而聚集到一处。

议会成员一致认为，此次事件是一个绝妙的机会，在学校陷入混乱而被彻底封锁的七天里，我们应该实施一场民主实验。我们可以动员学生，推翻校方，颁布宪法，乃至宣告学校的独立建国。这个想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，几乎是立刻，议会通过了召开制宪会议的提案，我们这些人将代表全校师生迈出通往自由的第一步。所有人立刻行动起来，开始草拟文件，撰写宣言，会议地点就选在议长所住的宿舍。时间不多，不能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赶在我们前面。

很快，一切就绪，我们制作好了学校独立后的徽标，以和平鸽与天平作为新国家的象征；文件堆积成山，这是我们时代的《独立宣言》，本来我们没打算写这么多的，后来想到，必须包含对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保障，必须包含避免种族歧视的法令，“种族歧视”这个词过于笼统而显得像西方中心视角，于是我们又单独撰写了黑人、黄种人、拉美裔、混血人种、白化病人的条例。我们赶在制宪会议开始的前一刻完成了，议长并不在场，他太激动了，在诵读宣言之前必须冷静一下，独自出去了。

沉重的敲门声响起，并不是提前约定的暗号。我们看向彼此，意识到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很可能要被扼杀在摇篮里。好在我们早有准备，立即撕毁文件，砸碎徽标，一切都在半分钟内悄无声息地完成。直到打开门，我们才发现，敲门的正是议长，他颤抖的手沾满了血，向前倒在地上。

04 绝望的中间派

又有人死了。我知道，现在发生什么事都不奇怪。学校里一片混乱，不是因为接二连三的谋杀，而是因为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，还有在冲突中被波及愤而参战的各种组织，他们正在校园的每一处角落大打出手，校方完全无能为力。我想假装这一切与我无关，但是不能，我的大脑牵引着我去接近正不断变化的现实，尽管我早已厌倦。左派组织里的朋友呼吁我去找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算账，他们残忍杀害了我们的同志，此事被与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之死相提并论。我糊弄了两句却没有去。我从来不把左派视作同道中人，右派也不是，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也不是。谁是呢？我说不清。

杀人，杀人没有什么可讶异的。今天有那么多人自杀，为什么人们就不能杀人呢？莫利斯的《人类动物园》里提到这个观点，我讲过给几个朋友听，不知他们是否听得进去。人类的历史就是谋杀的历史，所有意识形态不过是服从于这个不变的目标罢了。因为这一点，我对一切思想都有所涉猎，又都不真正深入；我了解一点马克思理论的皮毛，也能谈论几句宪政民主和反对大一统叙事，但仅此而已。我就像一个海上的浮标，处在意识形态坐标系的中心，但随时可以朝任何一个方向偏移。

我这个人没有多少可取之处，无非会读读书，会假装了解某种思想侃侃而谈。没人对我读的书感兴趣，没人因为我的想法而对我感兴趣。我和马克思主义者聊阶级斗争，和自由派聊法制，和民族主义者聊中华传统，当他们发表意见时，我就表现出沉闷但无可指摘的赞同。相信什么无关紧要，我只是厌倦了这个充斥着复杂事物的世界，还有我自己。我听见外面传来嘈杂的打斗声，看来混乱已经蔓延至此。我不会参与其中的，我只会远远看着。七天是很短的时间，很快，一切都会结束。

05 一座路灯

作为路灯中平平无奇的一员，我在这里已经屹立了很久。从学校建起到现在，我见过无数人的面孔（但是都已忘记，请原谅路灯的记忆力有限），见过动乱和繁荣，但像今天这样的场面属实少见。两派学生各自筑起街垒，互相高声呼喊着口号，尽管对方必定不会听，更像是一种原始宗教中意味不明的祷告。他们冲撞在一起，用所有能拿到手的武器殴打对方，单车锁、热水壶和桌椅在人群中横飞。人们把我撞得四下摇晃，但我仍然坚持着作为路灯的职责：发出光亮。

学校的老师，党委书记，院长，校长站在一旁，一脸无助，他们此刻也不过是和学生一样被关在此地的囚徒。不过他们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努力：既然阻止暴力行为已经不可能，他们挂起喇叭，宣布参与斗殴需要二十四小时内的核酸证明。学生们立即冷静了下来，毕竟不做核酸会记过，影响以后考编或者出国。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形成了，刚刚还针锋相对的学生在核酸点前排起了长队，校内的混乱状况每隔二十四小时便会缓和，然后学生们再次投入到斗殴之中。但许多人都丧失了兴致，无论自己有着怎样的理想，还是摆脱不掉做核酸的命运，这就像一个卡夫卡式的寓言（一座路灯为什么会知道“卡夫卡式”这个词？大概是因为某个学生经常捧着卡夫卡的小说从我底下经过，我不知道这是爱好还是一种刻意显摆），没有人能从中逃离。

参与争斗的学生日益减少，过几天，只剩下各派的领导人象征性地彼此挥几下拳头，然后便心灰意冷地相互对视。到最后，就连他们都离开了，只剩下我身上挂着的喇叭昼夜不停地播放着核酸检测的通知。我在想，在共产主义者看来，路灯上应该吊着资本家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，路灯上应该什么也没有，而此时此刻，我的身上有一只喋喋不休的喇叭。谁会想要这只喇叭呢？

06 最后的死者

我料到我会死。没关系，我们都会死，有人替你提前完成这一义务是一种幸福。死亡的过程并不漫长，也没有传闻中的走马灯，一切都在瞬间结束，永恒的黑夜来临了。我看不清死去的时刻发生了什么，但那已不再重要。

按照惯例，我要做一番自述，尽管并没太多可说。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敬仰马赫诺，信奉工团主义……妈的，说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说自己敬仰马赫诺，可他把自己卖给了列宁，转头还给列宁铺床，不是吗？安那其妈妈抛弃了她的孩子，抛弃了我们所有人。我只是在骗自己。所谓立场不过是我们用于掩饰自己丑陋脸孔的面具，我们相信的不是一种思想，而是一种身份的符号，是想象中遥不可及的胜利。在学校的争斗中，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同伴，尽管他们可能就像我一样迷茫地四处寻找，但我看不到他们的存在。很可能，在封锁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有谁杀了我，也可能是我自杀了。我不知道。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

学校里的混乱结束了，就像发生时那样突然。学生们自发地将校园各处的一片狼藉打扫干净，照顾好伤员，意料之外的是，并没有多少人死去。各派组织达成了无声的和解，当警车终于呼啸着驶入校园的时候，到处整洁如初，死者们的躯体被整齐摆放着，等待运送。那里面就有我。此前的冲突就像未曾存在过一般，无论学生抑或校方都矢口否认这几天发生过意外事件，不过是几个人的神秘死亡，一些人的无故受伤而已。满脸疑惑的警察们例行公事地调查了一阵，得出结论：校内发生了数起由新冠病毒导致的精神失常事件，导致数人自杀，数十人自残，不过他们都已恢复正常。他们向上级报告，病毒的新变种已经出现，会导致严重的精神疾病，建议进一步加强防疫措施。上级批准的时间比他们调查的时间还短。

我从来没有向谁说过我是无政府主义者。我应该对谁说的，就像那些仍活着的人、已死去的人、能开口和不能开口的人一样。现在，再没什么值得说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