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的故事要从一面墙的倒塌讲起。
这是一面聚焦了世界目光二十八年的高墙，墙的两边住着同一个民族，他们曾共享同一种肤色、瞳孔、头发、额头、下颌，饮食、宗教、语言、历史、文化，现在却被一面带有铁丝网的混凝土墙分成形同水火的两群人，西方称东方为“极权的铁幕”，东方称西方为“堕落的资本”，墙的两边都坚持自己才是唯一的正义。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这面167.8公里的全封闭边防系统冷峻地看着围墙两边的对峙、逃离、流血、死亡，为历史做一位最沉默的目击者。
这一面由持枪士兵守卫的坚固围墙的倒塌，起因是一次失误。刚获得马克思勋章不久的君特·沙博夫斯基书记拿着文件看走了眼，向世界宣布开放围墙，人潮涌过检查站，直涌向城市的西边。1989年11月9日，东半球的人们正渐渐进入宁静的睡眠之中，惟有中欧平原上的柏林毫无倦意，彷佛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火热的摇滚音乐会。晚上十点四十五分以后，边防军终于放弃了对人群的阻拦，东边与西边的边界开放了。
边界不复存在，柏林市民一呼百应，放下手中的茶杯、香肠与报纸，拿起铁锤和凿子走上街，决心替市政府分忧，亲自拆除这面将柏林市和德国人的心脏一分为二的围墙。起先，墙上只是被这些“围墙啄木鸟”凿出一个小坑，但激动的市民们显然不满足于这样微小的成果，接二连三地在小坑附近或凿或锤出更多的小坑，一个个小坑连成一张激愤的网，在深秋的空气中振荡盘旋。又过了一些时候，混凝土被砸开了一个洞，市民们更加用力地挥舞起手中的工具，最后，一道长长的裂缝串联起墙上的坑洞，将墙体劈成两半，紧接着，又是一道长长的裂缝。墙一头的人们往后闪出一些空间，以便让墙体的一部分能更顺利地落下。围墙边的民主德国边防军士兵持枪静静看着历史的发生，他们以静立的姿态参与了历史的书写。
波茨坦广场上，推土机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前进。有人高举双拳呐喊，有人手持鲜花香槟等待，有人欢呼，有人流泪。推土机来来回回，试图抚平这道文明的伤痕。人们满怀欣喜地望着，彷佛一个新世界正在降临。
向往新世界的人抖擞精神走进新世界，但有一部分人——那些生活在历史阴影处的人却不这么想。他们守着一个政权四十年的黑暗秘密，新世界的阳光一旦从窗口透入，所有污点、阴谋、放出的冷枪和开枪的人都将无处遁形，他们决定用燃烧的火焰对抗旭日的光明，碎纸机和焚烧炉轰轰作响，机器无法完成的干脆就由人来完成，工作人员们夜以继日，用一个多月的时间，销毁了四十年间5%的罪恶。试图抹杀历史的烈火烧过12月，引起了人们的警觉，1990年1月15日晚，忍无可忍的市民们破门而入，踩过领导人的画像，阻止了火焰的蔓延。档案装满了15500个口袋，长达111公里的卷宗和数十万个影音文件被接收，人民先是修复了历史，现在又拯救了历史。
整理工作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东西德携手欢庆联邦德国在意大利捧起大力神杯，东德原辖区遵照西德基本法集体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，民主德国政府退出国际政坛，走进历史博物馆。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俄罗斯联邦旗取代苏联国旗升起后的第四天，德国联邦议会通过法案，将斯塔西的档案文件向市民公开，民众有权申请查看与自己相关的斯塔西档案。
1992年1月，档案局开始接受第一批市民申请。
昨晚下的小雪已经开始融化，把柏林的街道浸得湿漉漉的。人们从刚刚结束的圣诞新年假期中回归工作，行色匆匆地走在方形石块砌成的人行道上。档案局办公楼前，皮鞋的鞋底带着雪化作的水渍踏进办公楼中，在门廊处印出一串由深到浅的脚印。这众多脚印中的一组从门口延伸到一间办公室中，脚印的主人——尤里安·敏兹正半跪在沙发上，试图将窗户打开一条缝以便通风。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青年半年前从大学毕业，进入档案局工作。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成立后，他的工作内容被调整为接收市民查看档案的申请，并帮助其寻找相关档案。这是一份无聊且枯燥的工作，但足以为尤里安提供每个月的基本收入，这样他便可以一边养活自己一边等低自己一个年级的女友卡特萝捷·克罗歇尔也拿到大学学位，再与她一同前往维也纳定居。
办公室的窗户有点旧了，尤里安用力推了好几下才勉强将窗户的保持在“既能透气又不至于让冷风刮到自己脸上”的宽度。当他终于结束与玻璃窗的搏斗，转身重新站在办公室的地板上时，一位拥有亚洲面庞的老人手持圆帽站在办公室门口。
尤里安一面迅速回到办公桌前，准备进入工作状态，一面看着眼前这位老人——男性，约莫五六十岁，身穿一件深褐色呢大衣，里面是一套深灰色方格西装，掺杂着几缕银白色的黑色头发被梳成一个典雅的形状，他的身高并不算矮，大概是因为身型偏瘦的原因，整个人便显得有一些小，最吸引尤里安的是这位老人的眼睛，深黑色的瞳孔中闪烁着恒久的光点，像一扇通往深邃宇宙的门。
“需要申请查看档案吗？”尤里安拿起手中的铅笔和表格，他知道，上这里来的人只有一个目的。
“是，是的。”老人的眼睛闪了一下。
“来的是本人吗？”尤里安按照程序继续问道。
“不……不是本人。”老人开始捏住圆帽的指关节有一些颤抖。
“那——有本人的委托书吗？”尤里安又问，老人还是摇头。尤里安有些疑惑，既不是本人，有没有委托书，这位老人究竟想做什么呢？
老人沉默片刻，又开口说道：“统一以后，我在市政厅和档案馆里找了个遍，都没有他的半点信息。我想，也许斯塔西的档案中会有他的卡片。”
“您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？”老人略显急切的眼神使得尤里安好奇起来。
“华尔特·冯·先寇布。”也许是有冷风穿过，老人在发最后一个音节时，上下两片嘴唇重重地碰了一下。
尤里安抬头，盯着老人的亚洲相貌，大惑不解地问：“他是您的亲戚？”
老人摇头。
尤里安心中的疑惑已经堆到了喉咙，他只好继续追问：“您和他有任何法律关系吗？养父子、监护人、财产继承人——这一类的？”
老人垂下头，盯着双手中圆帽的帽沿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回答道：“没有。我跟他……只是朋友。”
“很抱歉。”尤里安将身体前倾，两只手的小臂放在桌面上，“按照档案局的规定，非本人到场，没有本人委托书，无法证明当事人已死亡且为当事人直系亲属，我没有权限为您提取档案。”
老人眼睛里的光黯淡了，他紧紧抿住的嘴角有些微颤抖。在一阵沉默之后，老人从鼻腔中深深呼出一口气，重新抬头，带着歉意地说：“抱歉，我的要求实在有些强人所难。”说完，他从座椅上站起来，朝门的方向走去。热心肠的尤里安轻巧地绕过办公桌，为老人打开门。
“谢谢你的耐心。”老人将圆帽重新戴到头上，朝尤里安微笑。
“抱歉没能帮上忙。”尤里安真诚地说，老人温和地答道：“别这么说。”
尤里安一只手撑着门把手，斜着身子目送老人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才关上门重新回到办公桌前。他感到这位老人给自己一种熟悉的感觉，而自己又一时想不起到底在哪里见过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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